1981年9月30日凌晨5时7分，越南首都河内白梅机场的停机坪上攀枝花股票配资，一架美制UH-1H直升机缓缓启动。
3分钟后，直升机悬停在龙编桥上方的足球场，将地面上等候的六人一一接上。舱门关闭，调转机头，向北飞去。
2个小时后，UH-1H直升机迫降在我国广西大新县的一块红薯地里。
机舱内，10名越南人缓缓走下举手投降，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“乔清陆”等人投诚事件。
也正是他们的那一选择，不仅改变了各自的命运，也刻录下了那段沉重的历史。
从“亲华派”之子到逃亡者
要读懂乔清陆等人的出走，首先得了解一下当时的那个时代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国曾向越南提供超过20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，助力其抗击外敌。
许多越南老一辈革命家，包括乔清陆的父亲，都曾在中国学习和工作，对华抱有深厚的感情。
然而，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，黎笋上台执政。
越南统一后，黎笋集团推行地区霸权主义，不仅入侵柬埔寨，更将枪口转向了昔日的“老大哥”中国，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。
那种背叛与敌视，让许多曾经将中国视为“第二故乡”的越南人倍感痛苦与失望。
乔清陆便是其中之一。
乔清陆，1954年出生于越南北部一个革命家庭，他的父亲是越共党员，早年曾在中国学习，与我国的渊源深厚。
乔清陆从小聪慧伶俐，1969年，15岁时加入到越南人民军，后进入空军服役，成为越南首批驾驶美制UH-1“休伊“直升机的飞行员之一。
因其技术精湛，后来荣获“王牌飞行员”称号，后调任越南人民军总部，担任高层领导专机驾驶员。
黎笋上台后，全面否定了胡志明时期的政策，开始大肆清洗越共成员，乔清陆的父亲在那样的背景下抑郁成疾，对黎笋政权彻底失望了。
也正是在那样的背景和环境下，乔清陆有了出逃的打算，计划去中国，去他心目中的“第二个”故乡。
虽然他此前没有去过中国，但是从父亲的口中早已得知了中国人的和善和友好。
决心已定，但是要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。
当时，越南为防止飞行员外逃，对飞机实施了严格的管控措施，飞机停飞后必须拆下关键的磁罗经和启动电瓶。
没有那两样东西，直升机就是一堆废铁。
1981年乔清陆出逃的愿望越来越强烈，同年4月，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好友“黄春团”。
黄春团是越南空军地勤机械师，准尉军衔，是乔清陆多年的老友。
两人相识于部队，黄春团对飞机的机械结构了如指掌，乔清陆对飞行路线胸有成竹。令乔清陆意外的是，黄春团听完他的计划后沉默片刻，说他也打算出逃去中国。
后来乔清陆和黄春团又找到一位密友“黎玉山”，和一位因家人遭陷害而痛恨黎笋政权的建筑工程师杨文利。
杨文利，老兵，49岁时在越战时期担任工兵，还给美国海军当过技术顾问。
更关键的是，杨文利家境殷实，在黑市上有一定的活动能力。
后来在杨文利的支援下，由乔清陆和黄春团操作，最终在黑市上以7000元越南盾买到了磁罗经和一块旧电瓶。
后来，杨文利又在河内市区联络了几位也有出逃打算的亲友，最终凑成了十人。
1981年9月17日，乔清陆、黄春团与杨文利在胡志明市举行了出逃前最后一次行动讨论。
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行动一触即发。
惊心动魄的“胜利大逃亡”
9月28日上午，乔清陆以执行官方任务的身份，驾驶UH-1H直升机从外地抵达河内白梅机场，完成正式的任务交接手续。
那天他还趁哨兵不注意，悄悄观察了直升机的油量，以确保有足够的油飞抵中国。
9月29日，乔清陆对白梅机场周边地形进行了仔细踏勘，最终选定了距白梅机场约4000米处的龙编桥桥头旁的一片足球场空地作为接应点。
9月30日子夜2时许，杨文利带领其余7人，揣着电瓶和磁罗经，各自骑上自行车，从河内市区出发，沿着僻静的小路向白梅机场方向疾行。
途经一处小山坡时，他们与早已在此等候的乔清陆、黄春团、黎玉山三人汇合。
十人按照此前预定的方案分成三组：
第一组只有乔清陆和黄春团两人，持有机场出入证，负责直接进入机场，以合法身份接近直升机。
第二组是黎玉山与一名副手，携带电瓶和磁罗经，从修理厂围墙的铁丝网缺口潜入停机坪，等乔清陆抵达后迅速将设备递入配合安装。
第三组由杨文利带队，率领剩余6人徒步前往龙编桥桥头的足球场，等候飞机悬停来接。
凌晨5时7分，UH-1H直升机缓缓启动，不多时直升机在夜色笼罩下腾空而起。
5时10分，直升机飞抵龙编桥上空，悬停在足球场正上方，杨文利等7人依次登机。最后一人上机后，舱门关闭，全力向北飞去。
直升机起飞后不久，越南方面发现异常，立即拉响警报，派出多架米格-21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。
乔清陆凭借丰富的飞行经验，驾驶直升机超低空飞行，在越北山区的山谷间穿梭躲避。
就那样，在两个多小时的飞行里，乔清陆用技术和地形与追击者周旋，飞行累计里程突破130公里。
1981年9月30日北京时间8时57分，UH-1H直升机越过边境线，迫降在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的一块红薯地里。
面对围拢过来的中国民兵，乔清陆等人高举双手，用生硬的中文表明来意：“我们是来投诚的！”
十名越南人驾机投奔中国的消息，震惊了世界。
1981年10月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 在头版发表简讯，公开了这一事件。
越南方面随即要求中国引渡，并指责这十人是“杀人犯”。
但中方在调查后，于10月16日宣布允许乔清陆等十人在中国居留。随后，乔清陆等四人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，控诉黎笋集团的统治。
就那样，乔清陆等人成了我国的一员。
那么，后来他们十人结局怎么样了？
根据多方资料，他们在中国得到了妥善安置，开启了各自的新生活。
其中，只有杨文利后来申请前往法国投奔亲友，其余的九人都一直生活在我国。
作为事件的核心人物，乔清陆受到了重点照顾。他先是被安排在技术资料室工作，1988年，他通过考试取得中国民航执照。
后来，他与一位广西姑娘结婚，育有一儿一女，在中国落地生根。也有报道称他曾在航空学校任教。
其余八人，根据各自的专业和意愿被分散安置。
有的被安排在南方的一家航空工厂从事维修工作；有的被安排到西南农场工作。
而那架“投名状”UH-1H直升机攀枝花股票配资，则被我国相关部门研究后，其残骸被送往军事博物馆收藏，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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